Original
2016-11-10
陈墨
每日人物
事实上，很多人正是因为在家里活不下去才走出来。滞留在救助站的人群，实际上是在经济、人口双重压力下，最先倒下的弱势群体。每日人物（ID：meirirenwu） 文 / 陈 墨编辑 / 周欣宇除了满墙的铅笔道，这个家里再没有孩子存在过的痕迹。没有一个玩具、一本书、甚至一张相片。 这是两个12岁男孩的家，老街坊能说出他们爸爸的车牌号，却说不清两兄弟的名字，指代他们的标签通常是，“双胞胎”和“脑子有问题”。
墙上的铅笔道是双胞胎生活在这里的唯一痕迹
10月16日，这对男孩儿走失，被大同市救助站救助后，今日头条的“头条寻人”项目紧接着推送了寻人信息。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两兄弟走失一天后，就被送回了位于水泊寺村的家。 两周后，救助站工作人员上门回访，站在空旷的屋子里，一个自称“保姆”的女人含糊地回答关于孩子去向的问话——“跟他们爸爸出去了”，“我就是个做饭的，啥都不知道”。 救助站和记者随后致电孩子父亲，得到的答复是，“送去托管了”。再要多问，对方丢下一句“我什么都不会说的”，随即挂断了电话。 救助站工作人员没有想到，在社会帮助下回归家庭的双胞胎兄弟，这么快就在家中“失踪”。
不完全统计显示，在截至10月21日“头条寻人”成功找到的417人中，有142人的家属接领意愿不高，比例超过三分之一。 对于温情故事的“烂尾”，今日头条副总编辑徐一龙甚感无奈：“找到人不是问题的终结，而只是问题的开始。” 走失者上午刚出站，下午又被带回来
大同市救助站有一块大屏幕，上面循环播放着寻亲公告，一张张性别模糊的脸轮流出现。他们多数是精神、智力残障人士，为了便于打理和防止自残，男女都理着一样的平头。有人从2008年起就被救助站收留，仅大同市救助站及其安置点，“常住人口”就有近百人。 来到救助站时，双胞胎兄弟俩穿着一样的毛衣、外套、布鞋，身上散发着臭味。他们仿佛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互相打着玩儿或是呵呵傻笑，对工作人员的问话一声不吭。当泡面端到眼前，两个男孩儿依然木头人一样站着，工作人员把面条喂到嘴边，孩子才甩着头吸溜，胳膊依然僵硬地垂在身体两侧。
救助站第一时间把寻人信息发给了头条寻人，很快，以发现双胞胎的地点为圆心，以5公里为半径范围内的用户，收到了来自头条的弹窗信息。 很快有人留言，这两个男孩儿像是大同南郊水泊寺村的。安置护送科科长徐尚海辗转联系到村民口中孩子的父亲郝高，而这位父亲毫不犹豫地回答，他的孩子没丢，救助站那两个孩子不是他的。 后来回访时，有邻居告诉救助人员，两个男孩儿生来智障，爸爸在工地上运砂子打工，两年前妈妈患癌去世。而那个所谓的“保姆”，其实是他们没过门的后妈。 大同这对双胞胎，是公益项目“头条寻人”今年2月上线以来，找到的第399和400名走失者。 “对我们来说，399、400只是个数字，但对他们的家庭来说，那是活生生的亲人。”头条寻人的工作人员魏思佳说，她时常体会到很强的成就感，但家属不愿接纳走失者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在不被家属接纳的走失者中，绝大部分患有精神和智力障碍。他们常被视为家里的负担，有家人看到寻亲信息后给救助站打电话，直白地表示“只想确认一下是不是还活着”；有的残障人士没有直系亲属，其他亲人更不愿给自己增加负担。
中国社会救助研究院绘制的走失老人救助站救助流程图
图片来源：《中国老年人走失状况白皮书》
“在我们面前，人性体现得淋漓尽致！”大同市救助站书记感慨道。 56岁的张淑英已经在大同市救助站度过了十几个冬天。徐尚海刚工作时，张淑英还是个小姑娘，感情受挫精神失常在外流浪，此后30多年间，徐尚海记不清楚多少次把她送回家，又多少次从街边带回救助站。 丈夫早和她离了婚，父母也早已不在了，她本应由弟弟一家照顾。弟弟住着她的房子、拿着她的工资卡，一次又一次不情愿地让姐姐进家门，又一次又一次任由她在路边扒垃圾。 徐尚海说着调出张淑英的受助记录，1月19日、2月27日、3月23日……仅今年一年，就入站救助了多次，最近的一次是两周前，最快的一回，上午刚刚出站，下午又被从街上带了回来。
找到家，或许并不是最难的
在头条寻人的案例统计表上，大同双胞胎兄弟的接领意愿一栏里，填写的是“高”。
网友提供线索后，救助站工作人员开车带孩子来到水泊寺村。这里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拆迁安置后，这个大同市南郊区的村子已经与城市浑然一体。 根据《救助管理办法》，查明户口的流浪人员，应交给户口所在地街道安置。确认两个孩子户籍后，救助站把双胞胎留在了村委会。 今年7月，民政部与公益项目头条寻人签约，全国2041个救助站都可以通过今日头条发布寻人信息，对于疑似走失者户籍地的地区，还会专门进行推送。 送回村委会的双胞胎是大同市救助站与头条寻人合作完成的第一例寻亲。凭借精准地域弹窗技术和4.8亿的用户量，“头条寻人”曾在5分钟内找到走失者，最多的一次，一天找到了12人。 “智障和精神病患者也有很强的回家欲望，但是他们找不到自己的记忆，只能依靠外力帮助。”徐尚海说。
徐尚海让张斌在纸上写下地址
这个眼神不好的老科长不会发微信定位，只能用手写板在电脑上打字，却拥有帮助残障人士寻亲的“超能力”。受助者张斌（化名）正在院子里散步，徐尚海兴冲冲地招呼他进办公室，这个小个子中年人马上拖着脚走了进来。 他是去年冬天被送到救助站的，来时一头乱发长度过耳，浑身臭不可闻，十根脚趾已经全部冻掉了。而今，他剃着薄薄的平头，蓝色冲锋衣里还带着一层抓绒。 徐尚海递给张斌一支烟，笑着帮他点燃。徐尚海自己不抽烟，桌上却常年摆着一盒，这是他和流浪汉拉近距离的利器。 和绝大多数受助者一样，刚入站时，患有智力障碍的张斌无法与人交流。 每隔一两个星期，徐尚海就去安置点挨个找人聊天。他渐渐发现，张斌平静下来后具有一定的交流能力。 “你多大了？”徐尚海问。“20了。”满脸皱纹的张斌回答。徐尚海没灰心，接着问：“你家是哪的？”张斌立刻回答：“黑龙江的。”徐尚海把纸笔递给张斌，让他逐一写下住在哪个乡、哪个村、大队书记叫什么名字。 张斌用变形的手指写完后，徐尚海把“芦河”等几个词一圈，告诉记者：“这些是他以前就写过的高频词，说明很可能真的是他家地址！” 入站近一年，聊了n次后，徐尚海终于从混乱的记忆碎片中捞出了张斌的地址。这时距离37岁的智障患者张斌离家，已经过了20多年。 挡在回家路上的绊脚石
徐尚海每天要花几个小时打电话，微信寻亲群也一直响个不停。尽管有着超强的“侦破”能力，救助站的人还是在一天天增多。
每天有十几二十人通过各种方式来到救助站，消耗掉成箱的泡面。有行为能力的求助者拿上车票回家，能说出家庭地址的派人护送。 尽管全站工作人员都忙得连轴转，人员的进出却像两根口径不一的水管，进的人比出的多。至少在为双胞胎寻亲这一次，“头条寻人”大大加快了进度，直到在最后一环陷入停滞。 村干部认出了双胞胎，随后开始一遍遍给他们的父亲郝高打电话。与预想中寻找孩子的焦急父母不同，这个在外干活的父亲嘴上说着马上去领，人却迟迟不到。
打第5遍电话时，村干部急了：“你再不来我就报警！你这是遗弃！”随后摔了电话。几分钟后，“保姆”来到村委会，一言不发地领走了两个孩子。 张斌的回家之路更加坎坷。前期电话沟通中，村干部曾口头表示村里有过叫张斌的人，后来又否认了。张斌在村里已经没有亲人，走失多年，户籍很可能已经注销。想要送张斌回家，徐尚海必须找到更多的证据，并为他恢复户籍。 徐尚海还记得，有一次，他辗转联系到一位老年走失者的侄子，尽管户籍信息完全符合，侄子却一口咬定叔叔早已死了，祖坟里就立着他的墓碑。事实上，老人走失后，家属把一具车祸尸体当做他认领回来，并领取了赔偿。
还有的妇女年轻时被拐卖，精神失常后跑了出来，是应该送回户籍所在的拐卖地还是老家，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挂在徐尚海办公室里的锦旗
贫困和无人照顾，无疑是挡在走失者回家路上的两块最大的绊脚石。“有时候我觉得，在他们那个环境下，做出这种选择也可以理解。”头条寻人的工作人员魏思佳说，有的家属刚得到消息时非常兴奋，过后想到可能要承担的责任，又改了口。 也有邻居同情郝高的难处：“一个孩子智障就够受了，何况两个呢？”水泊寺的老村民见过，孩子小的时候，郝高一边干活一边带，把两个孩子放在拉砂子的车斗里。 还有人见过，天气好的时候，父亲带着两个儿子在楼下玩儿，一手牵一个，生怕丢了。孩子的姑父曾经出钱，送他们去学校读书，但兄弟俩根本跟不上。母亲患病让这个家庭欠下了几十万元的债务，村民们分析，这可能是压垮孩子父亲的最后一根稻草。 某种程度上，头条寻人项目组的内容运营主编曾华能够体会照顾失智亲人的压力。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罹患老年痴呆症的奶奶开始频繁走失，由一个月一次，逐渐发展到半个月甚至一周一次，曾华发动全体亲友四处寻人，不下50次。 这部分导致了头条寻人的重点从找孩子向找老人转变。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发布的《中国老人走失状况白皮书》显示，全国每天平均走失1370位老人，多数为失智老人，其中四分之一的老人会出现重复走失。 另一组数据显示，60岁以上人群中，老年痴呆患病率约为6%-10%，80岁以上人群中，超过五分之一患有老年痴呆。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失智者，找不到家的一天。 技术只能帮他们到这儿了
《中国老人走失状况白皮书》执笔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熊贵彬曾带队在8个省市的救助站进行调研，有工作人员告诉他：“城市里面的走失老人，一般都能送回去，比较麻烦的是周边乡下的。” 在熊贵彬看来，城乡之间在养老体系和社会救助水平上都呈现出严重的马太效应。由此衍生出的，比寻人后家属不愿接领更为严重的问题是，遗弃。 北京救助站工作人员告诉熊贵彬，为一个老爷子寻亲，好不容易联系上在安徽的儿子，对方接起电话：“在你们北京救助站啊，那我就放心了，挺好！”高兴地挂掉了电话。 大同市救助站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冬天接到热线电话赶过去接人，一看人家在地上铺了好几层褥子，盖两床被，明显是家人怕冻着，安顿好了再通知救助站。 发现郝家兄弟的地方也流传着不知真假的说法，说好像是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把双胞胎放在那儿的。
双胞胎的家
救助站回访时，水泊寺村的村干部也说，救助站送孩子回村那天，双胞胎的姑姑先一步到了村委会，说明了家里的情况，“言下之意是这两个孩子不想要了”。 眼下，停留期本应不超过10天的大同市救助站，一半以上的床位被长期占据。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太太，对“吃得好不好”、“睡得怎么样”都能对答如流，只要问到姓名住址，立即“耳聋听不见”。 熊贵彬调研中也遇到过，为了一直留在救助站，有受助者故意把伤口抠烂。这位学者反思，传统的救助中，最终的解决方案往往是把人送回去。事实上，很多人正是因为在家里活不下去才走出来。滞留在救助站的人群，实际上是在经济、人口双重压力下，最先倒下的弱势群体。 曾华希望除了寻人本身，头条寻人还能发挥一部分舆论监督的作用。烟台的一个案例中，走失者家属没有露面，看到今日头条推送的消息，邻居把救助站工作人员领到这家门口，迫使对方开门。 双胞胎兄弟被送回家以后，回访的救助站工作人员、记者、村干部、邻居都没有再见过他们。回访次日，记者再次走访，双胞胎家无人开门。 “报道？报道又有什么用呢？”郝高在电话里反问记者。 是的，对于这个习惯了苦难的家庭而言，技术恐怕只能帮他们到这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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